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BIOFIN）中国项目（简称“生物多样性金融项目”）于2021年6月17日在北京正式启动。BIOFIN方案旨在通过更好利用现有资源，将资源从有损生物多样性的领域重新分配到对其有益的领域，及早采取行动减少对未来投资的需求，并撬动额外的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

绿色金融研讨会于6月17日在联合国大院和线上同步举办。UNDP中国资源、环境、气候代主任马超德博士致欢迎词，UNDP总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部门负责人美登利（Midori Paxton）女士通过视频致开幕词。她强调，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始终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也必将通过参与BIOFIN进一步巩固其在这一关键领域的贡献。

UNDP全球BIOFIN项目负责人樊维诺（Onno van den Heuvel）先生介绍了BIOFIN的工作标准和最佳实践；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王遥院长，兼UNDP BIOFIN中国项目的首席技术顾问（CTA），作了关于绿色金融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

复旦大学复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李志青教授，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胡东雯博士；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驻华代表处生物多样性、气候与环境领域（BCE）主任亚历山大·费舍尔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主任王珂礼博士；UNDP驻华代表处可持续金融专家徐青博士等专家就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绿色供应链、碳金融、自然债务转换、可持续金融等话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会由BIOFIN中国项目协调员冷斐女士主持。马超德博士对UNDP在华项目的正式启动表示祝贺，对所有合作伙伴的努力表示感谢。

目前，中国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方面处于领先地位，GEP衡量每年为人类福祉提供的所有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近年来，GEP的概念在全国100多个县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经过6年的试点，深圳市在今年3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GEP核算方法，用于衡量环境服务对当地经济的贡献。

由于中国正在筹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并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BIOFIN此时在中国启动可谓恰逢其时。调动更多的资源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关键要素，BIOFIN在中国的实践体现了各方朝着该核心议题共同努力。

BIOFIN基于客观证据来制定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并支持各国实施金融解决方案，以助其实现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BIOFIN建设国家平台，并鼓励区域和全球尺度的对话，使各国能够更快地减少总的资金需求，最终实现目标，使系统性的投资不足不再阻碍生物多样性目标。BIOFIN得到了德国、欧盟、挪威、瑞士和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的慷慨资助。

BIOFIN在中国的工作将把重点落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以及金融中心上海，同时将在国家层面上开展工作，包括相关的国家体制、立法和财政框架。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随着BIOFIN在中国落地，项目团队将着手开始进行政策机制梳理、生物多样性支出整理、融资需求评估，最后为选定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制定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

上海

到2021年底，BIOFIN中国项目计划完成针对上海的政策机制梳理。BIOFIN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是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所开展的政策机制梳理和制定的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将着重在这些机构寻找解决方案。选定的金融解决方案将于2023年开始实施。

BIOFIN的落地行动

BIOFIN不仅仅是一系列研究。BIOFIN从起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创造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并为其开展能力建设。BIOFIN中国团队在各相关省市和UNDP驻华代表处之间协调，而BIOFIN指导委员会和技术工作组代表则来自于财政和环境等政府部门，以及在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筹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其他相关机构。与所有其他开展BIOFIN的国家一样，BIOFIN的中国团队将得到UNDP全球BIOFIN团队的支持，并因加入全球BIOFIN国家网络而受益。该网络中，各国分享经验教训和创新方法，以帮助推动世界各地的生物多样性金融。

BIOFIN – 他山之石

其他40多个BIOFIN国家中，在国家层面实施BIOFIN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国家成功地将生物多样性金融列为国家政策和财政重点工作。

在菲律宾，BIOFIN帮助填补了保护地立法的空白（2018年），支持制定4000万美元的保护地预算提案，并推动该提案于2019年底通过，确保了2020年预算。手机支付平台“集钱”(GCash/支付宝)推出小程序“集钱森林”(GCash Forest)，将可持续行为激励措施与资助本地植树相结合，第一年便筹集了50多万美元。2021年，哈萨克斯坦正式通过了关于多种金融解决方案的法案，其中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定义和生态旅游的界定等。在格鲁吉亚，环境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从30,000美元增加到270,000美元。

在危地马拉，通过成果导向的预算编制方法，五个沿海城市2019年用于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的资金相较于2018年增加了50%以上。博茨瓦纳修订了其全国保护地收费制度——这是20多年来从未做过的事情。墨西哥成功地重新设计了两个主要的环境基金，一个国家气候基金（以前不运作，也不注重生物多样性），此后营业额超过300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进行生态系统恢复；另一个是墨西哥城绿色基金，重组后每年节省300万美元并更加明确地关注生物多样性。斯里兰卡在2019年通过了可持续金融政策和可持续旅游认证。赞比亚在2020年初正式确立了国家绿色债券框架。

塞舌尔议会正式通过了该国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的所有融资解决方案，随后于2019年组建了政府有史以来第一个生物多样性融资机构，类似地，伯利兹于2020年4月组建了其首个生物多样性机构。斯里兰卡和古巴首次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工作。吉尔吉斯斯坦成为第一个对有损生物多样性补贴制定官方改革议程的国家。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利用了现有的伊斯兰金融模式：利用绿色债券、伊斯兰债券（sukuk）、布施（alm-giving）或济贫税（zakat）等，扩大了其解决生物多样性融资问题的途径，从2021年开始，印度尼西亚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超过260万美元。爱尔兰成为第一个实施生物多样性投资方法的西欧国家，迄今为止完成了生物多样性支出整理和政策机制梳理。

点击此处获取更多信息：www.biof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