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很感谢清华大学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今天邀请我，讨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后疫情时代的重要性。人工智能 (AI) 有无限潜力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人们对此依然了解甚少。

AI技术被广泛用于各种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健康、基建、约会软件等等。我们生活在比以往更加智慧化的城市之中，AI能利用公共数据最高效地分配交通服务、设施及垃圾处理的有关资源。我们的个人生活也日益受到AI应用的影响，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也称“新冠”）疫情只是加速并且深化了AI的应用。AI在追踪、预测病毒的演化、推进诊断治疗和疫苗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即将结束，AI在健康领域的运用的显著增加。埃森哲预计，到2021年，AI在健康领域的应用将有至少40%的增幅。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也让我们更加依赖AI系统的预测功能。一方面，AI是目前最好的方案，让我们能更好地处理新冠的变异、气候变化以及其他有害的全球性现象。另一方面，AI的预测功能也被证明在突发情况下并不完全可靠，其让人难以抵御一些系统性错误。在电子商务领域中也一样，由于AI无法准确预测人类在疫情中的行为，这极大地扰乱了全球的供求关系。AI的预测功能甚至也被用来操纵消费者和选民，从而使结果更为两极化。这在网飞（Netflix）的纪录片《社交两难》里剑桥研究的案例中有所体现。

AI的局限和危害也越来越明显。犯罪分子能用AI作出非常复杂的网络攻击，同时有些使用致命性自动化武器的犯罪分子却懂得如何反追踪。AI可被用于大规模监视，进行政治压迫或者商业剥削。误用AI也可能能造成意外伤害，尽管算法可能没有偏向性，但如果使用了有偏向性的数据，AI将会扩大就业、司法和融资机会的不平等现象。

这些都说明我们尚未完全理解AI的广泛运用对我们的社会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有时候确实后知后觉，AI技术先天偏向于其开发者、投资者和使用者。网络世界的割裂使得我们难以在最大化其好处的同时减少潜在风险。我们看到随着科技领域成为新的战场，大国之间出现了地缘政治断层。“南北方”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数字鸿沟，加剧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摩擦。

目前，全球仍有36亿人尚未接触网络，他们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来说受益于AI是遥不可及的。发展中国家在与AI相关的专利、知识产权和专业技术上远远落后，还有一些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他们的数据也更易被采掘掠夺，他们不能拥有这些数据，甚至无法知道他们的数据是如何被运用的。为了应对这一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全球格局，我们迫切需要全球领导人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在最高层面的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或公司能够设计出全面、符合所有人预期的指导方针来管理AI的发展以及它在全球引起的连锁反应。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为AI创建一个可行的国际合作和治理框架。

然而，实现这个目标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是我之前提到的数字鸿沟，发达国家拥有覆盖广、速度快的宽带网络，使其能迅速地应用AI技术，这一进程远快于发展中国家。

其次，许多现有的AI项目/倡议缺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参与。特别是当AI有潜力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并使其受益时，国际合作模式必须解决如何使AI的话语权更具包容性的问题。

第三个挑战是作为AI燃料的“大数据”。任何数据共享的标准化进程都必须应对发展中国家数据不准确和不完整的挑战。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大量、具有多样性的数据集，以避免AI系统固化并放大社会和文化偏见。我们也需要国际准则来规范如何使用、储存和共享公民数据，从而保证基本人权，例如隐私。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需要灵活、创新的全球AI合作和治理模式,优先考虑负责任的、透明的AI使用，并将AI使用的隐私和保护置于首位。治理的形式有很多，可以是AI伦理规范标准、技术标准、软性法，或者是监管与税收。

许多组织与会议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I政策观察（OECD AI Policy Observatory）、AI合作伙伴组织（PAI）、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大会（ICGAI），都在积极支持国际AI治理已付出的努力，但仍有许多工作有待这些AI相关的全球组织和会议来进行决策，特别是在需要确保AI决策更具普惠包容性和全球代表性上。在这方面，联合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使所有有关的政府部门、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学术界和科技界共同协作。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明确表示，如何应对数字世界的挑战为本世纪的重要议题之一。他提出了一份数字合作蓝图，就全球互联、数字人权和数字的普惠包容性等关键议题进行展望。在这份蓝图里，他着重强调了AI需要更强的全球调动能力。他提议应建立一个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AI智库来推动全球性的AI合作，促进可靠的、符合人权的、安全的、可持续的、促进和平的AI发展和运用。

这是联合国这个大家庭在这一领域正在开展的重要工作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在制定全球AI伦理标准，国际电信联盟（ITU）在进行AI向善的能力建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正在开展AI造福儿童的工作。联合国秘书长也呼吁禁止使用致命的自动化武器。

但是除了这些标准、准则和禁令，我们还需要一些途径去优待、支持AI的正向使用和发展，并谴责用AI作恶或开发其负面作用，以此阻止技术滥用，使技术造福而不是伤害人类。

这是许多科技发展领域都采用的方法，比如在核技术和生物化学研究中，有一些研究是被谴责的。在这些例子的启发下,我相信我们应该考虑《生命3.0》的作者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的建议——这一建议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也有谈及——应在数字合作中为AI研究者和实践者创造一种“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使他们像医疗从业者一样，将人类福祉放在首位，不作恶。

在所有新兴技术中，AI最具潜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风险最高。AI应用技术的发展速度不仅快于其规范和监管进程，而且快于我们对其影响的了解，这一事实凸显了该呼吁的紧迫性。

AI将是我们迈向繁荣未来旅程中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必须确保以透明、值得信任的方式使用AI，以维护人权和人的尊严，提升我们的安全保障，并促进普惠包容性和平。这是我们共同的任务。谢谢大家！